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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4
尤其是前期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离职,百万年薪难求QDII基金经理

  近期,随着第三批QDII基金出海脚步的逐渐临近,QDII基金经理,以百万年薪的诱惑以及相对宽松的考核机制,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完美职位。

  新华网上海6月5日电(记者桑彤、姚玉洁、沈而默)日前,建信基金(微博)一连发布3则公告,称旗下3只基金更换基金经理,市场担忧将掀起基金经理离职高峰。尤其是前期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离职,使得公众对本已业绩惨淡的基金行业再度深切关注。

  百万年薪难求QDII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频繁跳槽,表面看只是其个人职业选择,但却给广大“基民”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相关基金的不稳定和业绩下滑,“基民”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百万年薪缘何仍留不住基金经理?谁来为“基民”掌舵导航?

  近期包括建信等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均通过网络、猎头等途径高薪挖掘国际化投资人才,不过条件相当苛刻。不少是要求有5年以上海外研究背景,一个QDII分析师都要求有3年以上的研究经验。

  基金经理频“跑路” 投资者盈亏无人问

  年薪120万—150万,这是某家猎头公司透露的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招聘QDII基金经理的价码。QDII基金经理的薪酬水平跟国内公募基金经理相比整体稍高。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以来更换基金经理的基金数量已达95只。四五月更是迎来的基金经理的离职高峰。仅4月28日这一天,证监会就发布6则基金从业人员的变更公告。5月22日,又有建信基金公告称,旗下3只基金更换基金经理。

威廉希尔体育app下载 ,  不过,薪水跟业绩相关性在QDII身上显然没有体现。至今为止,2007年首批出海的QDII仍有不少亏损三成。跟公募基金经理巨大的排名压力相比,国内QDII基金经理的境遇显得宽松很多。一只业绩不佳的QDII基金尽管给基金公司背负了沉重的骂名,但据悉,公司依然没有更换该基金经理的打算。“一般是跟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只要跑赢基准就可以。对QDII基金经理的考核期应为3年。”有业内人士称。

  “离职频率高、变更时间集中,原因披露不清,一直是我国基金业特有的现象。”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副总经理李艳指出。

  胜任须付出超常努力

  近年来,公募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年限始终保持低位。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基金公司共有基金经理728人,担任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限为2.74年,约四分之一从业年限不满1年。而从国外经验来看,基金经理的任职时间一般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目前QDII基金经理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

  基金经理的频繁变动已成为基金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对于同质化严重的基金行业,基金经理是引领业绩好坏的最大因素,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冲着基金经理的品牌选择购买。

  上海一家业绩非常出众的QDII基金经理素以敬业和认真给记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每天5、6点爬起来,第一件事是看前一天美股收市情况,接下来有澳洲市场、国内A股、港股陆续开盘交易。可能基金经理今天人在上海,明天就在香港,后天在澳洲。全球经济一体化,首先反映的就是投资的一体化。”他说。

  在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微博)看来,正常的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才流动若超出了行业正常发展的需求,则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离职更容易对其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而另一位QDII基金经理则表示,交易时间内可能前半段下单交易,后半段基金经理就要去再付出精力看更多市场的研究报告,听取来自不同区域的支持团队关于当地市场的会议报告。 (张 哲)

  一则关于“基金经理跳槽调查”的结果显示,68.18%投资者认为基金掌舵人的频繁变换会对基金业绩造成较大影响。“每一任基金经理风格不尽相同,年轻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不足,实际操作经验欠缺等,造成了基金风格很难持续,收益率就更不用提了。”有基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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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年薪留不住 逃避监管几人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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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这个长期管理投资者资产的职业,在中国却成了一个“赚快钱”的行当。压力大、节奏快等固然是基金经理频繁跳槽的理由,但动辄上百万元的年薪收入对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们来说为何还不具吸引力?

  相对于私募基金高达20%的业绩提成,公募基金相对保守的薪酬水平是基金经理频繁“弃公投私”的重要原因。但即便如此,基金经理的天价薪酬与这两年“泣血”的基金收益,两者相当不成比例。

  “如果基金经理确实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恪尽职守为投资者取得了收益,那百万年薪甚至更高的收入都无可厚非。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业绩表现并不好甚至还很糟糕的基金经理,为何频频跳槽却仍能安享普通人望尘莫及的高收入?”从2008年起坚持基金定投却持续亏损30%以上的基民卫华对记者说。

  江赛春指出,人才的缺乏、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缺陷,严酷的考核和淘汰机制,以及严格监管和投资限制,是导致基金行业高管离职率偏高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一些公募基金经理为了躲避对其在职期间“老鼠仓”“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可能选择跳槽到私募基金以求“漂白”,进而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

  原交银施罗德基金(微博)投资总监李旭利就是一个典型。其在脱离公募基金,转投著名私募重阳投资任职投资总监后,却被查出在公募基金时期的“老鼠仓”大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之巨。

  利益捆绑机制能否保障基民利益?

  基金业内人士一直强调,要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激励机制是公募基金行业最迫切需要的根本。然而,是激励机制还是约束机制更能保障基民的利益,一直是监管机构思考的重点。

  近期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为下一步推出发起式基金预留空间,似乎正在平衡两者的关系。

  发起式基金是以绑定基金参与各方利益高度为目的,在募集基金时,使用公司股东资金、公司固有资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自有资金认购基金超过一定金额和时间的,可降低基金的发行门槛。

  “这种少发‘现金奖金’,多发‘份额奖金’的方式,不失为积极稳妥且矛盾较小的举措。”银河证券基金研究(微博)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微博)认为,建立利益捆绑机制无疑是约束基金管理者,保障基民利益,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的最有利方式。

  此外,近期有消息称证监会正在研究建立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约束机制,鼓励将基金业绩相对其业绩比较基准的波动水平与基金管理费的提取挂钩。

  “比如,低于业绩比较基准10%,就只收取0.8%的管理费,而超过10%,可提取1.1%的管理费。”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分析师曾令华举例说,这种不同于私募基金的管理费提取方式在满足不同客户诉求的同时,运用市场之手对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形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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