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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8
但美国商界却要和中国做生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顺势脱钩”,完全依靠自我的“自主创新”等思潮一度甚嚣尘上。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新国际环境下中国创新路径的选择问题呢?11月5日,在2019(第十七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脱钩的危险明显被夸大了,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姚洋表示:“一国产业经济结构与创新路径的选择关系密切。中国在进行创新路径的选择时,需要吸取相关方面的教训,比如美国式‘0-1’创新模式带来的产业缺陷、制造业流失和就业问题。”“所以,接下来,中国一方面要在‘0-1’创新上发力,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我们在‘1-N’创新上的优势。对后者而言,我国在产业升级渐变式创新上仍有巨大空间。”同时,姚洋指出,“因为创新的风险太高了,必须有相匹配的市场结构才能把它搞好。对于绝大多数创新来说,恐怕还是得让市场来干,而不是各地在风口下一窝蜂式地投资。”“脱钩”危险被夸大自去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变得错综复杂。相应的,国内也出现了一股思潮,核心点就是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美国未来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崛起,由此甚至有人提出,我们应该顺势脱钩,像以前一样完全靠我们自己来搞“自主创新”。在姚洋教授看来,这两个判断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以我自己过去二三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六年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在美国真正想阻止中国崛起的人占少数,比如只是共和党的强硬派,还有美国所谓的‘Deep state’(也称深暗势力)等,这些人的数量很少,声音很大,因为他们说的话媒体愿意报道,所以给外界留下了误解。”“另外,从阻止中国崛起的背景来看,有人认为美国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了,但其实这里依然有误解的成分,竞争对手不等于要把你给消灭掉,或者阻止你成长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把我们看成一个竞争对手是给我们一个平等的待遇。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姚洋表示。那么,脱钩能不能成功?姚洋认为,“脱钩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内部有脱钩的声音,但是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商界并不愿意跟中国脱钩,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了中国这个市场,很多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活不下去的。”他举例称,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的芯片销往中国的数量占其总产量的40%~60%,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也就失去了继续竞争的优势。姚洋分析,中美贸易谈判的很多内容是关于中国国内政策的,特朗普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国内的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两个目标:一是减少贸易赤字,二是让美国的企业都回归美国。但是伴随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加上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的企业会更愿意留在中国,这也正是特朗普的担心所在。按照姚洋的判断,“特朗普谈判要求的背后,是美国商界对美国政府的压力,换句话说,美国商界搭上了特朗普贸易战这个便车,希望中国进一步向他们让利,得到更多的好处(并非真正地想脱钩)。所以,在这个维度上看,脱钩的危险明显被夸大了。开放仍是创新必由之路更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国际环境,对中国未来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对此,姚洋认为:“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我们关起门来的确可以搞创新,新中国成立前30年这种模式的创新也是成功的,比如我们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我们的空间技术、航天技术、导弹技术现在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是这样的创新模式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姚洋说。而近二三十年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之上,高铁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姚洋表示,“开放仍然是我们国家未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但这并不是说不搞自主创新了,而是要搞以开放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同时,既然要搞自主创新,就不得不谈产业政策。在姚洋看来,产业政策要不要搞,一定要看项目本身,而项目的关键点就是技术路线图。“技术路线明确,产业政策就可以搞,就像高铁,只缺人、缺钱,钱和人到位了就可以搞出来。”他认为,同样的,芯片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芯片的技术路径非常明确,缺的就是经验、成品率,台积电的成品率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成品率可能只有60%,对方成本比你低,定价上就低,就有比较优势。所以 ,要把成品率做到80%,前几年就需要大量烧钱,比如国家集中投武汉的光谷,清华紫光投资存储器芯片的投资额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但需要明确的是,芯片不是人人能搞的,现在全国有‘芯片热’,每个地方都要造芯片,一个芯片工厂投资下去就是300亿、400亿美元,这是不现实的。” 姚洋强调,除了高铁、芯片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创新来说,恐怕还是得让市场来干。因为创新的风险太高了,必须有相匹配的市场结构才能把它搞好,也就是分散地来创新,让分散的个体来承担风险,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风险。“这就像孙正义投资马云,回报率几乎高达2900倍,但回报的背后其实是创新的风险,阿里巴巴级别的创新,成功的概率大概就是1/3000,相应的回报必须是3000倍,而这不是政府能做的事情。” 姚洋说。姚洋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号召的创新令人担忧。“从互联网,到AI到区块链,各地不应该‘一窝蜂’,而应该是发挥区域在创新上的差异化优势。具体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数量虽然从几万减少到几千,但技术含量仍在,传统车企利用技术优势和电池技术会超过所有的PPT造车。”“我敢打赌,非传统车企能够成功,恐怕只有特斯拉一家。” 姚洋表示。

11月5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举办的2019(第十七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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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能全部指望逆周期的政策调整

本报讯“中美不会脱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12月7日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开门见山地表示。在他看来,中美不仅不可能脱钩,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冷战。支持他得出这一结论的有三方面理由。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发表《高质发展与中国经济新思考》开幕演讲,他强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来源于多方面,我们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竞争力,而不是全部指望于逆周期的宏观政策调整。

其一,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

高培勇重点提及,目前,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因素是多方面的,即“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叠加”,或者说“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相交织”,因此“我们只能对症下药,不可能指望有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用良药”。

其二,美国商界不愿脱钩。美国反对中国的消息很多,但姚洋认为反对中国的人在美国属于少数。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把美国企业逼回去创造就业,把贸易不平衡降下来。但美国商界却要和中国做生意,要到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市场很大。

在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时,很多人寄希望于宏观政策的变化,但高培勇纠正道,宏观政策的调整至多能对冲周期性、短期性、外部性因素,但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的行动才能缓解或化解。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营收447亿美元,占全球营收的19%;波音在华营收119亿美元,占全球营收的13%;英特尔和高通在华营收分别达到148亿美元和146亿美元,占各自总营收的24%和65%。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在华营收占全球比重分别达到42%和18%。

高培勇认为,正如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及的内容,当前最需做的一件事就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企业要提高竞争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将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严格的区别开来,并且在其中画一条明确的分割线”。

其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生产一部iPhone手机,中国能获得的附加值很小,大部分附加值属于美国、欧洲国家等。如果iPhone不在中国生产,其他国家的相关企业也会受到冲击。

同时,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培勇解释道,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GDP的规模与速度,而新发展理念更强调质量和效益,“以效益和质量替代规模和速度,或者再退一步讲,至少在规模和速度的基础上,加上质量和效益”。

谈到对技术的影响,姚洋以芯片为例说,芯片是“高举高打”的产业,即需要大投入大市场的支撑,没了市场就是等死。有市场才有不断的技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商界与中国脱钩就等于放弃技术进步。”姚洋认为,5G也是一样。5G标准不是国家主导,是企业主导的,不太可能形成两套体系,因为这样付出的成本非常高昂。“我们搞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要开放地搞,要争取更多朋友。不太可能形成技术冷战。”

而“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基本要义是告别需求管理,或者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培勇表示,过去,中国经济的需求管理主要依托于政策调整,但供给侧改革是要从需求侧移步到供给侧,从紧盯需求总量转为聚焦供给的结构和供给的质量,从追求短期平衡转移为追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从主要依靠政策的调整转为深化改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强调,“趋同论不可以,脱钩论也不可行。”

因此,高培勇建议,要站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之上来讨论问题,要跳出政策调整,着力于深化改革,同时,各个层面亟须告别以来宏观调控、强调需求管理的惯性思维,“要从高速增长的语境移步到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从理论到实践,这都是理念、思想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

威廉希尔官网中文平台 ,“天下苦秦久矣!美国为了维持高科技的全球垄断,对德法英日等国的跨国企业的打击,对跨国企业的长臂管辖越来越严厉。没有一个非美跨国企业愿意生活在美国长臂管辖之下。”鞠建东说,法国学者拉伊迪在他的研究美国长臂管辖的著作《隐秘战争》中指出,美国利用巨大的本国市场,利用在全球金融、信息、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利用在全球情报、军事领域、执法能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对全球企业进行监管。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发挥着世界警察的作用,使其他国家经济沦为美国经济的附庸。由于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不对称,由于美国司法部门本身的利益腐败,已经走得太远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毒瘤”。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盟国,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但是一直收效甚微。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让美国境外的高科技企业看到了冲破美国长臂管辖的希望。

最后,高培勇总结到,要聚焦于改革,要把关注点由政策调整转化到深化改革上来,或者要由政策调整叠加深刻改革,“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出现似是而非的决策,才可能避免导致一些南辕北辙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背景条件下,要实现高质发展,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首先要提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能力”。

“华为是几十年来,在美国对境外跨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击下,依然顽强奋斗,没有屈服的第一个企业,华为代表着所有美国境外高科技企业冲破美国长臂管辖的希望。”鞠建东强调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必须重视第三国效应。“美国GDP占全球GDP的24%,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6%,两国加在一起,只占全球的40%。中美贸易争端的结果取决于60%的世界其他国家,这就是第三国效应。保持、加速中国对60%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尤其是保持、加速对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的开放。中美贸易争端,对世界最大的影响是美国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保持开放政策的高度确定性,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我们都保持、加速中国市场对世界的开放。”

姚洋: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以“中国经济的创新路径思考”为主旨发表演讲如是说。

姚院长表示:“开放是我们国家未来技术进步主要的方向。”过去二三十年的技术创新都是开放来的,其中高铁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初,我国高铁技术的最大难题是零基础。为了攻克这样的难题,我们购买、集成了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的技术,再对这些技术进行本土化,而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高铁基本上全部实现国产化。而这样的成功,“如果没有起先的开放,购买别人的技术,关起门来能做到吗?也许再干20年恐怕也干不出来”

同时,高铁技术的本土化侧面印证了我国发展也能走自主创新道路。姚院长认为:“我们要搞自主创新,但是是以开放为基础的这种自主创新。”

“而要搞自主创新就不得不谈产业政策。”姚院长表明,他觉得产业政策要不要推行,一定要看这个项目。明确的技术路线是项目的关键点。因为只要技术路线明确了,只要把人和钱投入到位,就能把项目做成,产业政策就是正确的。比如,芯片产业。我国芯片技术的路径非常明确,但缺的就是经验和高成品率。此前,芯片成品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光谷的紫光存储器芯片就能进入实用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是看准了砸下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姚院长坦言:“对于绝大多数创新来说,恐怕还是得让市场来干。”创新的风险极大,不能让政府来担,应该让市场上分散的千千万万创新者来担。例如,阿里巴巴这样级别的企业,其创新的成功风险可达三千分之一。

当前,中国面临着两大挑战,也可以说是机遇。第一是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正在进行中的美贸易摩擦。姚院长认为,这也许不是一次危机,而是一次平等对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把我们看成一个竞争对手是给我们一个平等的待遇。另外,可以乐观地预测,美国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商界并不愿意跟中国脱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了中国这个市场,很多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活不下去了。

第二是中国正在进入创新的“无人地带”。当前,中国正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未来创新的路径是未知的。我们正在进入“进入无人地带,无人地带就是前面的路怎么走不知道了,那你就得让市场分散的这些创新者去创新”。

姚洋说,政府在宣传鼓励创新方面,还是应该把握度。其实政府即使不去说,我们的企业也是在创新。

新能源汽车产业我们补贴那么多,你最后发现能够成功下来的,活下来的其实还是那些传统的车企。非传统车企能够成功,恐怕只有特斯拉这一家,我敢打赌。其他的都是传统车企。传统车企利用它的技术优势,再加上电池技术,就很容易超过所有的PPT造车的企业。”

赵晋平:中美贸易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状态,我们必须作出新的选择

中国企业如何打破壁垒,冲出重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在会上发言表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这个过程中资源和能源还是需要借助国际市场获得的,但同时我们的企业要进行开放式创新,提升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

“我们长期对外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当然这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平衡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进口是更多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也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出口和经济,包括就业增长的机会。”

赵晋平首先指出,全球经济已经为贸易保护主义付出沉重代价。他举例,连续4个月,美国进出口增速都是负增长。2019年10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全球贸易展望报告,它将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由4月份的2.6%下调为1.2%,整整下调了1.4个百分点。

基于这样的状况,赵晋平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符合世界期待。赵晋平认为,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美经贸磋商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未能使中美经贸摩擦结束持续升级趋势。他强调,如果能尽快取得积极进展的话,将会避免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已经出台的这些加征关税的措施还继续下去,我们看到像IMF预测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会为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下行的拉力。”

赵晋平预测,中美贸易将逐步转向新的“亚洲贸易模式”。他指出,目前形成的亚洲贸易模式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提供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去进行加工、组装,最后形成的产品还是要送往美国、欧盟、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市场,它的产业链是在许多国家中进行分布的。赵晋平表示,在未来,中国可以对这种贸易模式进行调整,通过对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设备、核心零部件的出口,在这些国家经过一定的加工、组装和深加工之后形成的产品,再次出口美国。

但是,赵晋平还指出,贸易保护主义要打压的是全球的供应链,尤其是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升趋势,而中国企业恰恰可以在这当中起到积极作用。赵晋平以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为例,2019年上半年整整增加了2.6倍,而一些过去的越南引资大户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这表明了中国企业更多的选择在周边国家布局的方式,通过这种产业链的延伸来应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给中国本土出口所带来的压力。

赵晋平表示:“我们虽然讲中美贸易关系努力要使它重回正轨,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状态,我们必须作出新的选择,这种新选择通过我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积极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需要,这恰恰说明在这样一个供应链调整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这也许意味着我们未来作为企业的选择它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赵晋平强调,以史为鉴,中国企业必须坚持走市场多元化之路,加大开放式创新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面临重要机遇。赵晋平从WTO在10月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中总结到,服务业作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支柱。

另外赵晋平还谈到,我们应该跨上数字贸易增长快车道,这也是我们企业未来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赵晋平最后表达了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期待,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期望在第二阶段磋商中,达成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新共识。